因为不存在，所以更怀念

　　看到一则新闻，题目是《“中国最大邮筒”北岸九号码头邮筒将拆》。本来作为中国人，拆哪里都不会奇怪，只是新闻看下去，对这个大邮筒的设立很感兴趣。原来，这个邮筒是广州亚运会时修建的，号称能容纳500万封信，原计划邮筒将在30年之后开启，信件也会在30年后寄出。

　　这个巨大绿色容器，将时间舒展拉长。我们一句话说出，30年后才会到达对方的耳朵。不论是告白还是忏悔，感谢还是道歉，到那时，寄信者和收信者都早已步入不同的人生轨迹。一封从过去寄来的信也许会打乱一个人的生活，但更多的可能只是让回忆重又翻滚，而看完信后，无论是遗憾还是无奈，后悔或是感动，一切大都无可改变。正因此，才有了一种微微的悲凉和美意。

　　话说寄信这件事本身就和时间关系深厚。古时候交通运输落后，游子在外，一封信几个月后才能送到家中，而这延迟的时间和等待，正一点点地加重乡愁滋味，如此才会有“家书抵万金”的抒怀，才会有那么多诗人，走向远方，怀念故乡。时间让写信和寄信这件事变得有了重量和质感，有了温度。

　　当然，写信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行为，快捷的通信技术让我们和亲人、朋友之间的联系更为方便，但也让一种古老且美好的交流方式随之走进历史。特别是当你读到一本好的书信集时，不自觉便会产生给远方故友写信的冲动，但最后往往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常见到的书信集，比如《两地书》，比如《亲爱的安德烈》，比如《爱眉小札》，比如最近新出的几本张爱玲通信集，不是亲人之间，就是情人或者友人之间，因为这些关系中才有情愫牵扯，才会有动人的体贴和关怀，有我们所愿意见到的剥去现实外壳的人心。

　　但还有一本被称为读书人圣经的书信集不在此列，写信双方此前完全不相识，而且最后也没能见面。但这一段长达二十年的书信往来，不仅在他们的生命中无法抹去，在世界范围内的书信文学作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查令十字街84号》。

　　1949年10月5日，美国女作家海莲因忍受不了纽约昂贵庸俗的古旧书店，便按照《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地址，给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写了一封信，求购一些绝版图书。

　　这是一次普通的邮购订阅，还记得贝塔斯曼吗？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很快书来了，海莲喜欢得不得了，双方来往逐渐增多，但也都是买书和寻书的正常通信。海莲是个连付账和找零都搞不清楚的美国女人，而且脾气颇直。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经理弗兰克除了无微不至地满足她的购书要求外，还得为她准备英镑和美元两种发票。如此贴心服务和交往日深，写信时偶尔也会夹带一些生活琐事。

　　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百废待兴，物资实行配给制。海莲从美国给书店的店员们寄来火腿、鸡蛋和香肠。弗兰克在英国各地奔波，为海莲寻觅难得一见的珍本。这种交换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日子一天天过去，写信也真的融入到生活之中。海莲想要去伦敦看看书店看看弗兰克，但却因为牙痛而未能成行。

　　最后她收到一封信，被告知：弗兰克于1968年12月22日病逝。接到信，海莲赶到查令十字街84号，终于走进了这个即将被拆迁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可是与她通信的人已不在。

　　此时，距离她第一次给这里写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样的故事因为跨越时间、空间但最后却缘锵一面的遗憾成为永恒。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这样一家能满足一切要求的书店，有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找书并且交流心得的掌柜？查令十字街84号，现在的店面已是一家酒吧，但每年仍然有无数从世界各地赶去朝圣的读者，想要更为接近地感受这个故事。

　　因为已经不存在，所以更加被怀念。就像每年的四月一日，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张国荣，爱书的人们一代又一代，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一段深浅相宜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