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英美的日子

《骆驼祥子》中泼辣的虎妞，几乎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回头看，她觉得自己与老舍有缘：“天意，没辙。”

　　托林顿广场的居住环境差劲，老舍因此害了胃病。因为周末留在公寓吃饭，他屡遭饭厅服务员奚落。在英期间，老舍几乎从未摆脱孤独。

　　《二马》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但立意太浅，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老舍谦逊地总结：“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

　　老舍逝世50年后，他的《四世同堂》要更新了。

　　几年前，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发现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译稿。译稿主人是译者浦爱德。赵武平对英文译稿进行回译，译文十余万字，将刊登在《收获》杂志2017年第一期。

这一版本，比1982年马小弥的译本更全，也更接近老舍。不过《四世同堂》中文版从未全数发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译本又略去许多内容，想找到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几无可能。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几方消息表明，有多家机构争取出版结合新译部分的全本《四世同堂》，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书局最有希望。

　　译稿面世处于一个微妙的时间段——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按照著作权法，2017年1月1日，老舍所有作品都将转为公版。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不再需要支付版税。

　　在《四世同堂》掀起波澜的同时，方旭排演的话剧《二马》也在北京上演。过去十年里，“老北京”方旭排演或参与了六部与老舍有关的作品。

　　1946年，老舍应邀访美，待了三年多，《四世同堂》在那里完稿，并完成英译。往前二十多年，1924年，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在英国，他开始写作生涯，完成了头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二马》讲述老马、小马两个华人在伦敦的境遇。老舍想用这个故事来比较“两国国民的民族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二马》也可以视为老舍在伦敦见闻的投射。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伦敦的境遇，对理解老舍显然必要。193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坦陈：“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小女儿舒立。（东方IC/图） 

　　“这不是个农业国！”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荡几十天后，舒庆春终于抵达英国。“德万哈”号客轮停靠在蒂伯里港，乘客们赶着下船，以便尽快奔前程。

　　外国乘客需要检验护照，舒庆春等待了一个半小时。一同从上海过来的乘客，眼疾手快，早已走得零零落落。码头到伦敦市区二十多英里，通关后，他还得再坐半小时火车。

　　车上，他好奇地眺望外头的英国田园：乌云稠密，底下地形起伏，绿意延绵不绝，偶尔闪过乡村房舍，间或有牛摇尾巴吃草，并不见庄稼。他暗自感叹：“这不是个农业国！”

　　离伦敦越近，乡村景致越稀薄，房屋变得密集，墙面挂着烟尘，好像被熏过。在坎农街一下火车，他就看见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两人坐地铁到利物浦街，把行李交给转运处，就找地方喝啤酒、吃点心。去了几个地方，伦敦给他留下最初印象：外面乌黑不起眼，可里面清洁、有秩序。

　　易文思告诉舒庆春，住处已给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伦敦北郊的幽静市镇，合租者是舒庆春好友，作家许地山。舒庆春乐了：“见了他还有什么事做呢，除了说笑话?”

　　两年前，在正直的满族牧师宝广林影响下，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郑重启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来表铲除社会积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结识了许地山，一见面就觉得“这是个朋友”，同时结识了担任牧师的罗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学教书，不久因精神崩溃回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为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讲师时，他想到了舒庆春。

　　舒庆春到达公寓时，许地山就在屋里，正用钢笔在杂货铺账本上写字，原来是创作小说。他从美国拿了硕士，刚到伦敦，准备过段时间去牛津大学继续研究宗教。

　　接下来近五年，舒庆春要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年薪250英镑。9月16日，舒庆春收到院长来函，其中列明工作细节，诸如每周最多20小时课程，并应允他可以使用“Colin C. Shu”这个名字。据日本学者日下恒夫考证，Colin是舒庆春的洗礼名，意思是“人民的胜利”。

　　在伦敦，舒庆春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过了快两年，连载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期间，他开始使用笔名老舍。“老舍”和“人民的胜利”，未来会成为这个北京青年的生命关键词，就像这次跨海旅程，艰难颠簸，含笑带泪。

　　“可以，往下写吧！”

　　老舍，也就是舒庆春、舒柯林，虽做过小学校长、劝学员，但毫不宽裕。他从北京到上海的路费和二等舱船票，都由伦敦传教会预付。

　　“有点像咱们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所有人能走就尽量走，到外面去看看。”方旭揣度。

　　初到伦敦，老舍与校方和房东都相处得和平，但许地山很快离开，使他的乡愁愈发浓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开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广场，那儿离著名的诺丁山和海德公园不远。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万哈”号客轮退役，废铁卖了2万英镑出头；满是殖民地丰饶物产的英帝国展览，继续于温布利公园举行；伦敦市区车水马龙，银行、企业总部等高楼大厦集中出现，报业、邮局等公共机构增长迅速。大战后世道总体和平，但殖民体系逐渐力不从心，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走高。

　　老舍与英国人克莱门特·埃支顿同租一楼，后者正在东方学院学中文。他和埃支顿互相辅导语言，还帮对方翻译了《金瓶梅》。埃支顿是牧师的儿子，“一战”时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业余教员为生，聪明、豪爽、多情。这个译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写译为拉丁文而闻名。

　　初版扉页上，埃支顿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但老舍对这段经历长期缄默。据老舍之子舒乙考证，他仅在一次于美国发表的演讲中提过这个英译本，并称赞《金瓶梅》是“明代最杰出的白话小说”。1954年，老舍更否认自己曾从事过翻译工作，即便他的译作有二十五六万字。

　　埃支顿交游广阔，令老舍窥见伦敦底层社会。一位年轻工人，谈吐很好，却时常失业，是个社会主义者。有个可爱的小老头，通晓好几门语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们讨论东西方哲学，却只能帮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

　　在楼梯边的小房间里，老舍真正开始了创作。初写小说时，他没信心，给许地山念了几段。许地山回应：“可以，往下写吧！”三年间，老舍写出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部分《二马》。三部小说，均获著名的《小说月报》刊载。

　　1941年，许地山去世，老舍哀痛写道：“我总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或给朋友一点难堪。”25年后，老舍逝世，不知又换来多少同感。

　　究竟也算上了种族主义的当

　　1928年，老舍搬进伦敦市区的托林顿广场14号，写完了《二马》。1927年9月底，老舍见到了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

　　作家张爱玲曾回忆母亲朗读《二马》的情景：“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二马》写马氏父子一年的伦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马名叫马威，被老舍当做理想人物写，还嫌不够，又添上留学生李子荣，赞其为“心神健全的英雄”。两人合起来，善于学习，自尊自强，大概是中国的未来希望。

　　马威的父亲马则仁是官迷，好面子，总觉得西方“俗气”。他一出船舱就摔了跟头,举止颇有点滑稽，似乎落后于时代，但并不像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那样，唯利是图或浑浑噩噩。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写道。

　　父子俩遇到许多文化冲击，还分头爱上了房东温都母女。朝夕相处中，温都母女也发现，马氏父子没杀人放火吃老鼠，还颇惹人喜爱。不消说，爱情终因种族主义成了悲剧。

　　当时，描写华人恶棍傅满洲的小说，已在英美流行多时，续作还不断诞生。这类夸张角色，在英国文化中并不少见，更加深公众偏见。

　　创作谈里，老舍写及英国人对中国的臆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

　　老舍反省，自己做得“虽没这样坏，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他描写的英国人，平素照章办事，但无端心生恶毒。也写到不争气的同胞，像当众侮辱小马的留学生，砸马家铺子的群氓。

　　早期作品中，老舍习惯直接利用人物表达观点。虽然读了很多英文小说，并自觉学习英国小说的结构与叙述，他在《二马》里仍抛开故事疾呼：“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等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的生活，《二马》或许离他很近。托林顿广场的居住环境差劲，他因此害了胃病。他几次跟朋友宁恩承讲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饭，而遭饭厅服务员奚落。在英期间，除了埃支顿，他只与几位华人交好，几乎从未摆脱孤独。

　　在小说里，他描摹过小马的孤寂：“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小说寄出不久，老舍与伦敦大学合约期满，起身赴欧陆游历。

　　临行前，老舍去了趟巴尼特，看望房东姊妹。妹妹正直勤勉，生活负担重，还要照顾有些精神障碍的姐姐，当时“背已很弯，发也有些白的了”。

　　老舍拿着校方发的80英镑路费，在欧洲周游三月，在新加坡执教半年，攒足路费，终于回到故乡北京——当时已改名北平了。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那段英国时光对老舍的影响时，老舍长女舒济干脆地回答：“造就了一个文学家。”舒济记得，老舍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和但丁。1970年代末，她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整理老舍作品。 老舍曾批评自己的许多作品。《老张的哲学》文字“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赵子曰》结构强了，“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二马》更丰富，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但没写完——原本可能有发生在巴黎的后传，且立意太浅，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而且人物狭窄，大多是“中等阶级”的。

　　他谦逊地总结：“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

　　“你们美军应该赶快退出中国”

　　1946年秋天，在纽约附近的艺术家营地雅斗，日本作家石垣绫子见到了老舍。老舍身着西服，系着一条颜色素朴的领带，“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个教师”。在她眼中，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谨慎，“不是那种在众人面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

　　三十多年后，石垣绫子听说，老舍被恢复名誉后，话剧重新在北京演出，六天的戏票一小时就卖了精光。

　　1946年3月，老舍与戏剧家曹禺结伴抵达美国。这次旅程由费正清夫妇促成，美国国务院出面邀请。一年里，他们结伴游历美国和加拿大，边走边讲课。两人关系很好，经费紧张时合租一块钱一天的屋子。周六，他们拎一瓶酒回去，喝一会儿就唱京剧。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须生。

　　因为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出版，成了畅销书，老舍受到热烈欢迎。曹禺说，美国人其实普遍不了解中国，从前只知道个孔夫子。

　　他们体会到美国的先进，也发现它的另一面。他们去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保留地，下车就被一群贫困的印第安孩子围拢，兜售自制陶器。两人想在华盛顿请黑人作家吃饭，却被饭店门上的告示“禁止黑人进餐”挡驾。

　　有次集会，一个美国人问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老舍一反常态正色回应：“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曹禺也惊讶。

　　旅途中，老舍抽空去雅斗待了大约三周。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半，他就起床打太极拳，过半小时，就去森林中的平房闷头工作。

　　他在美国读了很多书，尤其着迷于描写美国南方的威廉·福克纳。曹禺在一年访问期满后回了国，老舍则留在美国写作，最重要的是写了《四世同堂》的剩余部分，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为《四世同堂》写过书评，还推荐自己的文学经纪人戴维·劳埃德给老舍，兢兢业业地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权事务。在美国，老舍曾与《骆驼祥子》《离婚》的英译者伊万·金打过官司，后者实在喜欢给原作增删情节。

　　最新发现的那部分《四世同堂》，就出自这段时光。有阵子，老舍白天与华人译者郭镜秋一起重译《离婚》，晚上与浦爱德一起译《四世同堂》。浦爱德是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出生长大，中文听说俱佳，却看不懂。老舍就把小说念给她，由她译成英文。

　　问题在于，老舍念小说时，时常隔过几段。浦爱德的译稿实际与《四世同堂》原作仍有差异。但在第三部《饥荒》没有出版单行本，手稿又于“文革”遗失的情况下，由浦爱德译稿回译的《饥荒》，可能最为接近原作。

　　离开雅斗，老舍还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国菜，并亲自下厨。石垣绫子记得，1949年6月，天气很热，上海刚解放不久。老舍难得地情绪高涨，激动地告诉大家：“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屋里挂着郭沫若手写的殷墟文字，他就着郭沫若的故事，讲述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

　　1948年，周恩来曾指示郭沫若、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艺界人士，联名写信邀老舍回国。国民党方面也劝他赴台。1949年11月，他回到大陆，在灯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来。

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在方旭的话剧经费产生困难时，舒济与舒乙解囊相助。（剧组供图/图） 

　　笔下净是“老中国的儿女”

　　1966年“八二三殴斗”转天，老舍自沉太平湖。沉湖细节众说纷纭，有说老舍怀抱《骆驼祥子》或《茶馆》手稿，但他的家人否认。

　　作家汪曾祺与老舍素有往来。在198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月骄阳》中，他想象了老舍的最后时光。

　　“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十二年后，老舍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送去花圈，致悼词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不过，火葬场当年直接遗弃了老舍的骨灰，骨灰盒中，据说是钢笔和眼镜等遗物。延续老舍生命的，是那些长久流传的作品。

　　1980年，经导演陈达介绍，年轻演员斯琴高娃认识了导演凌子风。那时，她刚因处女作《归心似箭》出名。“你那小媳妇演得不错，这么着，你就演我的《骆驼祥子》吧。”没说几句，凌子风直接邀约。“干嘛逗我玩儿？”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吓得说不出话，只当对方说笑。

　　没多久，斯琴高娃去吐鲁番拍戏，凌子风电话追到片场：“不能撂挑子，就是你了！”电影《骆驼祥子》反响热烈。片中泼辣的虎妞，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回头看，她觉得自己与老舍有缘：“天意，没辙。”

　　凌子风本想同时拍摄老舍描写女性悲惨命运的中篇《月牙儿》，但上级不松口：“别学日本的《望乡》，让年轻人学坏。”1986年上映的电影《月牙儿》中，凌子风担任了艺术顾问。

　　到方旭排“老舍三部曲”（《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斯琴高娃成了艺术顾问。合作持续到《二马》。

　　方旭和老舍结缘是在2007年。那年，方旭演了《骆驼祥子》片段。当时执导的人艺老导演苏民，已在2016年8月去世。此后近十年，方旭陆续改编、参与了老舍的五部作品。

　　演《我这一辈子》时，方旭遇到一桩奇事。头轮演出，在北京蓬蒿剧场，演到张勋复辟，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滚，把铺地的那一大块浆布卷起来，再从中钻出来。未承想，他发现自己钻不出去，空气越来越稀薄。他吓坏了，唯恐出“舞台事故”。

　　最后，他挣扎出去，换身黑警服回到台上，张口一句“中华民国”。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出来的，又吓到了。一瞬间，他有了“角色上身”的感觉，那是演员们期待的体验。往后，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经历。

　　《我这一辈子》是出独角戏，100分钟全由方旭自己撑。六年里，方旭体验了60场生死，演得“掏心掏肺”。2016年之后，他不演了，“演不动了”。

　　最新排的是《二马》。《二马》的故事没那么精彩；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又不复当年那么激烈。方旭无从下手，纠结三个月，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与内地游客的争端。互不沟通造成的矛盾，近百年后仍在重演。

　　全剧开始是一阵进行曲，几个英国人读报：矿业罢工、伦敦地铁停运、球员性丑闻……话题突然转到中国人：“把中国人驱逐出境，还伦敦清净！”理由似曾相识：中国人出了国什么都抢，箱包、手表、电饭煲、奶粉……后来，有观众反映：若不是中国人在演，他们就要直接往台上扔东西。

　　“泰晤士河里漂的都是死鱼，走在街上我们看不见彼此。我怀念北平，那里天是蓝的，空气清新。”回忆童年的中国生活时，牧师女儿凯瑟琳说道。台词听来不免讽刺。

　　“这不是老舍原话，但我觉得放在这儿太合适不过，当年英国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应该有能力回避掉。依然没有，还是奔那儿去了。”方旭感慨。

　　在学者赵园看来，《二马》是老舍“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这种性格的市民传统”的发端，这一“老舍主题”，在《离婚》中达到成熟。

　　赵园的硕士论文《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老舍小说初探》，是老舍研究的经典之作。“他们的生活目的，不在取得没得到的，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无论智愚贤不肖，他们多半没有‘非分之想’，不愿也不敢苟取苟得，他们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知足，与世无争，是个本本分分的老百姓。”赵园形容老舍笔下那些“老中国的儿女”。

　　2001年，老舍遗孀胡絜青去世。老舍大女儿舒济和儿子舒乙，都多年从事老舍作品的研究、整理工作。舒乙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而今，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那处房屋，已被镶上示意“名人故居”的蓝色标志。

　　（感谢关纪新先生对本专题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