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悼念杨绛时，我们在悼念什么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钱锺书致杨绛 

　　[编前语]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先生静静离开人世，转眼一年已逝。能称得起“先生”的男性究竟不多，女性更是寥寥，但杨绛称得起。钱锺书评价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周国平说，“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她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她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她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当我们悼念杨绛先生时，我们悼念的正是逝去的爱情、才华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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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的杨绛一直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是诸多人心中知识分子的典范。  

　　想来这样的杨绛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社交机会和花边新闻，但是和一众民国以降的才女不同，杨绛的新闻和生活淡至若无。  

　　功成名就的晚年，杨绛几乎不出现在公众场合，她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和一般的老太太一样，早上起床吃饭，在家里溜圈做操，每天写几张字，读一点书，有的时候看朋友，有的时候朋友来看她。  

　　唯一一个动作便是拿出稿费办了“好读书”奖学金，那还是为了完成钱锺书的遗愿。

　　实际上，杨绛的“平常”态度贯穿了她的一生。

　　早年从父亲处学会平淡处事；遇到钱锺书时，也大为赞同他“读点书，做点学问”的“胸无大志”；而到了晚年，她则把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奉为圭臬。  

　　杨绛的平常心态，最初承自父亲。谈到父亲给予的启示，杨绛说：“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  

　　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她很明白，人生在世，要知足，不贪心。

　　杨绛到高中还不会辨别平仄声。杨父也不担忧，只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在杨绛心中，父亲淡定从容、严谨睿智、孤傲狷介，是杨绛做学问、做人不可替代的标杆。

　　她也会好奇父亲少年时候是何模样。父亲告诉她：“就和普通孩子一样。”想要为人敬重，无须特立独行。  

　　父母一辈子相濡以沫的情意和支持，则影响了杨绛平凡而坚实的家庭观念。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  

　　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

　　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这样一种互相分享、支持的情意，在杨绛遇到钱锺书时，便成为二人经营家庭关系的利器。

　　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锺书过得十分辛苦。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来医院看望妻女，还得独自料理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钱锺书屡屡出错。每每如此，他便似孩童一般跑去跟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翻墨水弄脏桌布。杨绛说，不要紧，她洗。  

　　弄坏台灯黑灯瞎火。杨绛说，不要紧，她修。  

　　弄烂门轴关不上门。杨绛说，不要紧，她装。  

　　杨绛的“不要紧”三个字对钱锺书来说图腾一般成了他最大的安慰与寄托。  

　　只要妻子在，一切都安稳。就像有一次，钱锺书额上长了一枚疔疮，久不见消退，钱锺书心有隐忧。  

　　见到丈夫神色不好，杨绛就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钱锺书一听，即刻心安。杨绛只是帮他热敷，疔疮却真的被拔掉，半点疤痕也无。

　　钱锺书的惊世之作《围城》更是在杨绛放下才女身份，甘当“灶下婢”的付出之上写成的。

　　当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杨绛特别高兴。为了让钱锺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还建议钱锺书减少学校的授课课时。  

　　虽然收入也相应降低，但是杨绛说减少开支，生活节俭，不是不能过。恰逢家中女佣辞职，杨绛便不再雇人，亲自操持全部家务。  

　　从劈柴生火到做饭洗衣，她样样都做。其间，她竟还能抽出时间写完自己第四部戏《风絮》。所作所为，钱家人都看在眼里。连婶婶（叔父钱基厚之妻）都忍不住赞她说：“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最朴实的支持。

　　后来，杨绛读到一段话，念给丈夫听：“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钱锺书听后即说：“我和他一样。”她也说：“我也一样。”他们之间没有惊心动魄的情感纠葛，有的却是用无数平凡日夜小事积累出来的情感、理解和支持。  

 

　　杨绛曾说过：“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和想象中的名人风范不同，杨绛从未追逐过富贵与名望，她想做的无非是读点书、做点学问、和家人守望相助。  

　　她的愿望平常而且微小，她一辈子也只是尽善尽美地做着每一件能做的、想做的事，但她所取得的成就和幸福却令所有人为之侧目。

 

“我们仨”钱锺书、杨绛、钱媛

   

文 | 王臣　　 选自《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杨绛传》